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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坚: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


时间:2019年04月01日 来源:www.maizhen.org作者:皇家太医后代的老中医 点击:

作者/彭坚 ⊙ 编辑/王超

编者按:中医书友会此前发表了彭坚老师的两篇文章,阅读和转发量都非常高,前些天彭老师发来留言,给予我们肯定和鼓励,我们趁机又要来了他的这篇分享。读完这篇“读伤寒,用经方"的成才捷径的文章,我觉得前途似乎都光明起来了!

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

我们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医生。为了使受教育者毕业后,能够开方治病,迅速在临床上站稳脚跟,在安排各门课程时,必须突出重点,必须给学生指出一条临床成才的正确方向,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至于被各种知识充塞了脑子,将来一到临床,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以方剂为重点,把经方、时方、验方统一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方证对应”的方法论之下,在全面学习其他中医知识的同时,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于引导,不失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

几年前,西雅图亚特兰大出版社有意向在美国出版我的英文版著作,出版社要求我准备一篇《序言》,我想当然地认为:毕竟中医姓“中”,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别,西方读者一定比国内对中医的了解要少。《序言》应该围绕中医是否科学、中西医有哪些不同、中医的优势在哪里等重大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岂知出版社的答复是:“西方读者对于中医是否科学不感兴趣,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你完全没有学过西医,是怎么能够看病的?”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了解一个纯中医的思维方法和成才之路。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好回答。西方有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从古到今,中医培养人才的方式有多种,我的成才之路不过是其中之一,有很大的特殊性,无法简单地复制。但我毕竟沿着这条道路走过了大半生,不算是很成功,至少没有失败,临床疗效颇高。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个性中有共性,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既然国外读者渴望了解什么是“纯中医”,我不妨把自己学医成才的真实情况介绍出来,既然中医教育改革面临着如何突破瓶颈的难题,我走的“读伤寒、用经方,以治病为目标,以方剂为核心”的成才之路,不失为一条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捷径,可供中医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在校学生们以及愿意学习中医的人们参考。

——我的“心得体会”,就是从这里开讲的。

一、从读《伤寒》入手,走进中医之门

我虽然有中医世家的背景,但青年时代并没有立志学中医。高中毕业,又经过几年的动荡生活之后,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当时,已经24岁,用中医的行话来说,已经没有“童子功”了。要强记许多内容,实在难以做到,但理解能力,生活阅历,比一般青年学子要胜过许多。伯父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作为一个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在对我的“因材施教”方面,显然是有所考虑的。他不让我读其他中医古籍和现代教材,甚至先不读《黄帝内经》,直接读《伤寒论》。

这是一种取法乎上、高屋建瓴的人才培养方式。伯父的理由很简单:每个人接触新的事物,总是“先入为主”,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学中医,方向要选对,第一步走好,以后的道路就广阔了。他反复强调陆九芝的名言:“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虽然此说与陆九芝的原话有些区别,但经过伯父的改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伯父还说:“我从医几十年,到老来才大彻大悟,读《伤寒》、用经方,是学中医最好的捷径。”这种久历沧桑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多么值得后人重视!每年秋天,伯父都要抽出几天时间,虔诚地把《伤寒论》从头到尾温习一遍。这种坚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我相信伯父给我指点的是一条中医成才的捷径,只要心无旁骛地走下去,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不必问“为什么”。

除了熟练背诵《伤寒论》原文之外,与我朝夕相伴的是一部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如果说,近百年来,《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和观点总是遭到质疑和批判的话,那么,《伤寒论》在近代则处境好得多。因为《伤寒论》是一本临床著作,经方在医生手中天天创造疗效,看得见,摸得着,任何人都不敢信口开河、随意否认。在《伤寒论今释》中,陆渊雷先生运用当时的西医原理,对《伤寒论》大部分原文进行了深入的解释,非常透彻,令人信服。

我第一次感到:中医治病的道理,并非用现代科学语言讲不出一个“为什么”,中医与西医在临床方面,其实有许多共同语言,并非格格不入。在陆渊雷的著作中,除了他本人的精彩论述之外,还引用了大量近代日本汉方医家的观点,多达600多处,近40余家。

我进一步了解到:在日本,在中国,近代有一大批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学者,他们具有渊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有的出身于西医,有的是中医临床家。他们在阐述《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科学道理,推广、发展仲景学说的临床运用方面,成就斐然。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是学习《伤寒》、《金匮》最好的入门著作。

二、学会识证用方,即可临床看病

伯父告诫我读《伤寒论》时,不必陷入原文的争论,不必“死于注下”,一定要掌握“方证对应”这个核心。他说:“古人云‘有是证,必用是方’。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必用小柴胡汤;有‘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必用桂枝汤。使用经方治病,势必如此,要方证对应。”

有“证”就可以用“方”!从这里,我领悟到了西医与中医治病的根本区别:西医之所以要学习人体解剖,熟悉人体的生理结构,一旦患病,则必须了解病理变化,找出致病因子,才能给以有效的治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医是“辨病”为主,以病为核心。中医看病,不必了解身体出现了哪些病理改变,不必查清楚致病因子,医生甚至不必具备解剖、生理学的知识。之所以不需要这些,是因为人一旦有病,身体自然会有反应,多数有证候表现,根据这些证候表现,就可以选择相应治疗的方剂。这个过程,中医叫做“辨证施治”。中医是“辨证”为主,以证为核心。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论。强调学会辨证,而不是辨病,就避免了学中医的人一介入临床,即滑落到西医的知识系统中去,最终被西医体系所俘虏,成为一个徒具虚名的中医,“半吊子水”的中医。毋庸置疑:西医的方法论是科学的,因为解剖学、病理学等,全部都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之上,追求清晰,细致入微。

同样,中医的方法论也是科学的,因为辨证施治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方法,“辨证”,是用望闻问切,收集人体的信息,“施治”是开方遣药,向人体输入信息。“辨证”的目的,是要分清楚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施治”则要根据辨证的结果,选择恰当的药物组成相吻合的方剂。

因此,中医临床医生的功夫,主要体现在“识证”与“用方”这两个要素上。

不懂得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来全面了解证候、分析病情,只让患者做检查,根据检验报告来开药的医生,决不是真正的中医,那是西医或西医化了的中医;没有掌握大量有效的经方、时方、验方,不善于学习、吸取古今名医的成就,只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将药物随意凑方的医生,决不是好的中医,那是庸医,难以治好病,难以避免医疗事故。

几十年来,我虽然没有学过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却毫不畏怯地上临床,看门诊,疗效颇佳,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医疗失误,关键就在于掌握了中医这套“识证”、“用方”的本领。

想来这其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古代中国哪有西医?不是仍然要治病吗?中医除了有数千年经验积累之外,在于有自己一套独到的、区别于西医的方法论。凭什么说:只有使用“还原论”的方法论,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西医是“科学”?而通过“信息”交流的方法,动态地认识人体和治疗疾病,就是“伪科学”?中医的方法论,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超前的,接近21世纪“后现代”的科学方法。

何况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社会变化再大,古今疾病谱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现代人有的疾病,例如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流感等,古代都有,古代医家已经掌握了其中一部分规律,积累和总结了不少有效的经验。他们在几千年历史中所创造的成就,并不亚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近现代西医。

例如:张仲景不仅堪称全世界“抗击流感第一人”,他所运用的经方,今天仍然有效,而且,我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很值得向全世界推广,替代目前西医运用的这一套非常被动的免疫措施。如果能够这样做,必将对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我已经撰文论述了这一点。

中医两千多年来所创造的独到的、与西医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历代医家积累的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当今中医后继者最宝贵的财富,为什么中医院校在培养中医人才时,不把这些视为重点中的重点,反而舍此他求,要系统学习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内容呢?

说到底,是因为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从骨子里不相信中医能看病,怕出医疗事故。按照这样的教育思想,这样的教学方式,笃定培养出来的中医接班人,不可能成为“铁杆中医”,不可能真正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

中医看病主要靠方剂,方剂是中医的核心。我在央视10台“健康之路”讲解《千古名方》时,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中医看病,不光是靠药,更重要的是靠药组成的方,这是中医与西医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就像打仗,士兵多,作战勇敢,固然重要,但要赢得一场战争,打人海战术,没有用,要靠将军把士兵组织成一支精锐的队伍,其中,有进攻,有防守,有策应,有迂回,有配合,才能够克敌制胜,发挥整体效益。中医组合的这支队伍,就是方剂。所以古代医家有“用药如用兵论”。

既要懂得每味药的药性和治疗作用,又要善于将各种药物调配成能够发挥整体效益的方。中医师在看病时,如果不察病机,不懂组方的原则,试图选取几味有效的药物拼凑成方,不会有卓越的疗效;同样,在进行中医科研时,如果不去研究方剂,把着重点放在单味药物的研究上,试图找到某种对疾病有效的成分,这仍然是西医的“线性思维”,还原论的方法,即使取得成果,也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远远没有达到中医“道”的高度。

因此,方剂是中医临床的核心与精华,组方需要高超的思维技巧,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是一般医生看病时,把几味药随意拼凑起来,就可以美其名曰“方剂”的。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经方十一家”,那就意味着,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医就确立了组方治病的原则,然而,直到现在,许多学中医、搞中医科研的人还是不明白: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核心是“方”。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药物,而是方剂!要在临床上下真功夫,要在科研上做大文章,都要围绕着方剂,否则,就失去了重点,选错了方向。

在最初通过熟读《伤寒论》,建立了牢固的经方思维之后,几十年来,我按照伯父的教导,把读书的重点始终放在方剂上,包括经方、时方、经验方三大类。十分留意收集和运用古今有效的名方,并遵循伯父的教诲,凡是适合运用经方治疗的病证,尽量使用经方;感到经方不足以解决的,则合用或选用后世所研制的“时方”,以及民间有效的经验方。

时方、验方,是对经方的继承、补充、发展的关系,三者不应当偏废。因此,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既要熟读《伤寒》、《金匮》原文,熟练掌握二百余首经方的使用标准和范畴,并不断施用于临床、验之于实践;又要经常阅读后世医家、特别是当代名家的著作,从中收集和储备大量有效的治疗方药;最重要的,还要将时方、验方也纳入到“方证对应”的思维系统中,明确这些后世方所适合的证候与病机,用以丰富自己的临床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总之,在掌握大量古今名方的基础之上,寻求每一首方剂的“方证对应”切合点,大胆运用于临床,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空洞的理论探索方面,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中医临床家的重要途径。

三、回归六经辨证,掌握三分思维

迄今为止,历代中医所创制的方剂超过十多万首,经方只有269首,但经方所展示的群体的疗效,是后世方难以超越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伤寒论》《经匮要略》所载的经方,是东汉以前众多名医集体创造的成果,大多数出自《汉书•艺文志》中的“汤液经”。经方的形成,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锤炼,是数十代医家临床积累的精华,代表了中医学体系形成时期方剂学的最高水平。换言之,张仲景不是经方的创造者,而是经方的收集者、运用者、集大成者。

因此学经方,用经方,不能看着是学习张仲景一个人的经验,而是学习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群体医家的经验,经方的疗效与一般形成时间较短、经历临床考验机会较少的后世“时方”相比,显然要高出很多。

张仲景对于经方的贡献,不在于创制了经方,而在于将经方纳入到“六经辨证”体系中,使得269首经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群体的效用。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六经辨证的方法,不仅用于辨治伤寒这种外感病,也用于辨治其他各种杂病。这意味着,对所有疾病的治疗,都是采用统一的辨证论治方法。

在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中,尚保存了六经辨证的方法论,而在800年之后,宋代整理的《金匮要略》中,已经完全见不到六经辨证的踪影,用的是按病归类,分篇论述的方法。当代有的医家认为:“仲景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这是一种误判!在《金匮要略》的各篇中,根本找不到系统的脏腑辨证的证据。宋代在整理《伤寒杂病论》时所造成的历史失误,导致六经辨证的辉煌成就,从此黯然失色!

上个世纪初,日本卓有见识的经方派医家,试图恢复《伤寒杂病论》的原貌,特别是汤本求真编写的《皇汉医学》,1927年一经出版,就在中国就产生了巨大影响。

章太炎曾经感慨地说:“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经方合为一体,统一在“六经辨证”之下,这是试图恢复《伤寒杂病论》原貌的一种大胆尝试。汤本求真本来是西医,中年时,因为女儿死于痢疾,痛感西医之无术,乃发奋学习中医,认为:“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此书直接启迪了近现代众多名医如恽铁樵、胡希恕、刘绍武等人、包括我的伯父彭崇让先生的治学之路。

胡希恕先生说“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大为提高”。汤本求真的工作属于一项开创性的建设,尚不完善,当代著名经方大师胡希恕及其弟子冯世纶等作为承继者,正在努力完成,其中还有许多难关有待突破。

为什么“六经辨证”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来自于一种十分高超的哲学思维:“三分思维”。这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飞跃。对于疾病这种“复杂事物”,只有用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上的六经辨证,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其客观规律。

中医同当代西医不同,中医属于自然哲学,哲学思维对于这门学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个中医临床医生,必须具有中医哲学的思维头脑,才能创造更高的疗效,否则,一辈子可能停留在一个经验医生的水平。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其实应该称之为“三阴三阳辨证”,即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再三分阴阳,将疾病的位置、阶段、过程、性质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组概念,太阳、少阴属表,阳明、太阴属里,少阳、厥阴属半表半里。

太阳病属于表证、热证;少阴病属于表证寒证。阳明病属于里证、热证;太阴病属于里证、寒证。少阳病偏于表里不和,厥阴病偏于上下寒热错杂、虚实夹杂。

请注意:这就是“三分思维”!是一种立体思维,显然高过于阴阳学说这种“二分思维”,即平面思维。《伤寒论》能够在1800年以前,对于当时发生的严重的流感,进行有效的治疗,创造了一种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防治流感的模式,至今为止,众多的经方仍然是我们抗击流感的有力武器,与张仲景所采用的哲学思维、科学方法论密切相关。

这种思维方法,不但可以运用于辨治流感,也可以运用于辨治所有疾病。对于生命与疾病这种不断处在变动状态的“复杂系统”,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之上的“六经辨证”,始终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

然而,后世却以“八纲辨证”代替了“六经辨证”,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思维水平的倒退。八纲辨证的雏形,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了,产生在六经辨证之前。然而,随着《伤寒论》在宋代以后的式微,明代医家重新归纳出了八纲辨证,并且认为:六经辨证也包括在八纲辨证之内。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八纲辨证只是一种“二分思维”,正如只知道黑与白,不知道黑白之间还有灰一样,缺少了对半表半里、寒热错杂、虚实夹杂这种第三种状态的认识,就会使得临床思维简单化,无法把握住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的复杂规律,导致临床治疗水平下降。

我在临床治病,喜欢使用经方,而经方中的柴胡桂枝汤、半夏泻心汤、乌梅丸等寒热并用的处方,用得特别多,疗效很好,学生觉得不理解。我解释说,因为大部分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经常呈现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状态,组方必须温凉并用,攻补兼施,才能够取得疗效。这就是得益于“三分思维”的方法论。

四、强调方证对应,经方时方并举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中医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应该是一大批会看病的医生,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教学的内容,过于庞杂,课程繁多,抓不到要点,始终没有一条主线,没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告诉学生将来怎么看病。大部分学生读书五年、七年,脑子里塞满了各种中医知识,毕业后一到临床,茫然失措,不知道从何处着手看病,不知道怎么选方。开出的处方毫无章法可言,自然治不好病。他们因此对中医失去信心,觉得中医的疗效靠不住,最后选择改换门庭,投奔西医。现在全国许多中医院的中医师,还是以西医为主,以中医为次,没有在中医临床方面练出过硬的本领。这不能不归咎于中医教育的失误。

中医治病的辨证体系,在最初建立的阶段,主要有两套,一个是来自于《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一个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辨证”。

作为一部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是知行合一的,即“方证对应”,每个证有相应的方。作为一部基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辨证,是知行脱节的,即《内经》只有辨证理论,并没有相对应的方剂。所有治疗脏腑经络疾病的方剂,都是后世所补充的。

如宋代的钱乙,就根据五脏的寒热虚实,创制了二、三十首补泻方。而李东垣、朱丹溪、张介宾等医家,每人创方都在数十、上百首。他们都是引领一个学派的医学大家,由于对《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学说有不同的理解,其所创制的名方,呈现出斑斓驳杂、百花齐放的局面。历代医家所创制的方剂,更多达十万计,多数出自其人的临床体会,有一定的价值。多,固然是好事,但也给后人留下雾里看花,无从选择的难题。

六经辨证中“方证对应”的好处,是其确定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就保证了临床疗效的可靠,学者也容易掌握。脏腑辨证的弊端,是其不确定性,因为《黄帝内经》只有证候、病机,并无方剂,后世补充的大量方剂,呈现多元化倾向,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统一标准,使人盲无所从。即使辨证对了,也不知道该选何方、何药?初学者一旦接触临床实践,就昏了头,会产生“多歧亡羊”的迷乱。

显而易见,重视《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六经辨证”和经方思路教育,这是导致学生临床思维混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两千多年以来,“脏腑辨证”一直作为中医临床认识疾病的主导方法,自宋代以降,“六经辨证”,已经式微,从温病学派出现之后,“六经辨证”则更被局限到只用于外感病中的伤寒病,降格到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同等位置,几乎被搁置不用。《温病条辨》则上升到与《伤寒论》同等的位置,成为现代中医教育新的“四大经典”。其实,前者只是对后者的补充,在写作体例上模仿后者,但就思维水平而言,《温病条辨》是远不能同《伤寒论》相比的。

源于《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固然重要,但源于《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则直接来自临床,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重要。将两者相比较,在对疾病证候的动态观察方面,在整体联系的把握方面,在对疾病发展趋势和预后的判断方面,“脏腑辨证”不及“六经辨证”深刻和灵动。更何况《伤寒论》是采取“方证对应”的原则,所谓“有是证必有是方”,见到什么证,该用什么方,有极其严格的规定。而脏腑辨证则在“辨证”和“用方”之间,缺乏定向思维,有着多元选择,导致了临床疗效的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掌握《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维和方证对应的学习方法,虽然极其重要,但并非要否定《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否定后世创制的数量庞大的时方、验方。当今有许多“经方派”医家,在努力提倡经方思维和在继承、拓展经方的运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令人钦佩。但有的人自诩只用经方治病,不屑使用后世方,这种观点似乎流于片面、狭隘,会对初学者起到误导作用。

《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达到古代思维方法的巅峰,经方创造的临床疗效,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张仲景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性,他的成就不可能终结中医临床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时方”一定比“经方”差,而且也不应该在临床中只用经方、不用时方治病,这无异于作茧自缚。

优秀的时方、验方,是对经方的补充和发展。大部分“经方”之所以在“时方”面前能够显示出较大的优势,除了本身构方精炼和合理之外,更在于每一首经方,都处在六经辨证纲领的统一指导之下,与其他经方前后联系、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链条,发挥的是群体效应之下的个体效应。而时方往往只是孤立的个体,只适合于辨证论治的一个断面,这是“后天不足”所造成的。

然而,许多时方与经方同样,也具有高超的构思技巧,也具有不错的临床疗效。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时方的时候,如果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六经辨证”的思维方法中,采取同经方一样的“方证对应”的原则来理解和使用,则能够大大丰富和补充经方的不足,创造更加广泛、卓越的疗效。从我自己几十年来读书临床之路来看,这种学习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还要指出的是: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绝不能轻视单方、验方。这些具有简、便、廉、验的处方,往往出自民间和名医的经验积累,非常珍贵,每方多数只有一、两味药,以辨病为主,不必辨证,容易掌握。本草著作中对每一种中药治病效果的认识,其实就是从单方、验方的使用开始积累的。俗话说:“单方气死好郎中”,“一招鲜,吃遍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伤寒杂病论》中不仅有269首经方,还有好几十首单、验方。我国现存最早的验方集,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这本书,相当于一部古代危急重症的救疗手册,历代医家都很重视。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节目中,介绍感冒和流感初起,可以不辨寒热阴阳,只要发热、无汗,统统可以使用一首“千古名方”,哪怕高烧40°C,一碗药喝下去,往往“一汗而愈”,指的就是《肘后救卒方》中的“葱豉汤”。这首方只有两味药:葱白,豆豉。

用青蒿一味药治疗疟疾病,也是《肘后救卒方》最早记载的。根据今年9月12日的报道,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因为发明青蒿素,获得美国2011年度临床医学拉斯克奖,这是中国医药界迄今获得的至高荣誉,30多年前,她从《肘后救卒方》中,找到几首治疗疟疾病的单方,最后选择了青蒿做试验。试验了许多年,总是无法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后来又从《肘后救卒方》中的记载“青蒿一握,绞汁”中领悟出,青蒿素需要低温提取,不能加热。现在有人说:“这不是中医的成果!”如何看待?

客观地说,这种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生物碱或某种有效成分的方法,的确是西医使用了两百多年的常规手段。比如治疗疟疾病最早的原生药物,是金鸡纳树皮,这是南美洲印第安人在遥远的时代,从当地的猴子那里学来的,用于治疗疟疾病发高烧。17世纪,欧洲人学会了用这种药,后来从中提炼出金鸡纳霜,弄清楚了其化学结构之后,利用大规模工业生产,制作出了奎宁,奎宁的名称就是从金鸡纳霜的印加语翻译过来的。奎宁曾经是治疗疟疾病的王牌药,使用了两百多年,如今产生了耐药性,而疟疾病仍然没有被消灭。

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从方法论来看,当然与从金鸡纳树皮从提炼奎宁碱,如出一辙,至于青蒿素今后是否也会像奎宁一样出现耐药性和副作用吗?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仍然是建立在对抗治疗之上的线性思维方法。不断否定,又不断创新,就是西医和当代科学的特征。不管今后如何,青蒿素的发明,目前毕竟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这是最现实的。但在青蒿素的发明过程中,是从中医古籍《肘后救卒方》中找到根据、受到启发,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中医治病的思维层次,有“术”和“道”的不同:如果只会用几个单方、验方治病,哪怕是号称所谓“祖传秘方”,尽管也可能有效,充其量是停留在“术”的水平,范围狭窄,疗效有限;如果懂得辨证论治,用方得当,就可以上升至“道”的高度,治病的范围广阔,能够获得普遍的疗效;如果能够把“道”和“术”有机结合起来,既会“识证”、“用方”,又能够精选一、两味对治疗某种病有特殊疗效的单方、验方,融入对证的方剂中,则可以达到至高的境界。

许多古今名医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代科学,仅仅在“术”的水平,对单味中药的研究,就能够让屠呦呦教授获得最高临床医学奖,如果当代科学,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提升、发展,上升至“道”的水平,对中医的方剂甚至整个中医药体系,进行突破性的研究,将为人类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创造出何等伟大的奇迹呢?我们憧憬着这一天!

更要指出的是:为了培养一个全面的中医人才,中医的各门课程,都应当学好,包括医学史、医古文、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药、方剂、经典著作、各家学说、临床各科、针灸推拿、养生保健,也包括必备的西医知识等等。但作为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医生。为了使受教育者毕业后,能够开方治病,迅速在临床上站稳脚跟,在安排各门课程时,必须突出重点,必须给学生指出一条临床成才的正确方向,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至于被各种知识充塞了脑子,将来一到临床,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以方剂为重点,把经方、时方、验方统一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方证对应”的方法论之下,在全面学习其他中医知识的同时,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于引导,不失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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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彭坚著《我是铁杆中医: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增订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及作者授权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发表。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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