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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医观,破解千年迷雾


时间:2019年04月04日 来源:www.maizhen.org作者:皇家太医后代的老中医 点击:

导读自古中医有“门派林立,百家争鸣”之说,尤其金元“四大家”之后,清热、补土、滋阴、温病派、火神派,各领风骚,然而后人临证多“执古方不效”,且各学派学说的主要论点势若冰炭,互不相容,小编学医多年也是醉了,不知其所以然,本文作者恢弘大气,用甲子周流运气司天的大中医观,破解千年迷雾,解读不同中医大家所处大环境气象,及派生的中医流派,发人深思,可裨益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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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保健,用纵观中医发展史的眼光来看,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最恰当的用法大法则。中医历史上学派纷呈,各执一理,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天体运动,时空转换。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信扶阳(补阳,壮阳)----火神的医疗大法,实际上在今天是很不恰当的。为什么这样说?最好的保健方法,用药方法又是怎样的?请看下面的内容。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最神圣的著作,历代医家都深信不疑。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最为神奇的是《运气学》部分。

《运气学》中谈到上元中元下元三甲子,三甲子一共为180年,这180年中有太阳系在银河系中作周期性运转而产生的类似于地球上的四季更替——古圣先贤在遥远的古时能发现这些,实在是让今天的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或许《黄帝内经》就是上一次生命周期中的人类留下的。)

现在我来试着阐述这个道理。

四大学派,应乎四季天时

数千年来,大名医多得不可计数,后人将之大致分为四大学派。各学派学说的主要论点势若冰炭,互不相容,甚至有互相攻击的现象。实际上四个学派的学说正好如同四季用药的特点,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应乎天时的产物。

四大学派代表人物的医学心法例析如下:

◎河间(1110---1200年)

刘完素,逝世前56年时间里,为我们上面所说的大四季的燥金君火主令(相当于地球上的小四季夏秋之间)。他活动在这样一个火多燥多的季节里,遇上的病人常有火燥的身体素因,因此河间以火立论,治病喜欢用寒凉药。

◎子和(1151---1231年)

张子和,长于攻邪,尤其是“下”法。

◎东恒(1180---1251年)

李东恒著书立言重在脾胃,尤其是脾阳,因其时为湿土当值(相当于梅雨季节)。补中益气汤,健脾胃行湿气,确实收到卓尔不群的功效。

◎丹溪(1281---1358年)

朱丹溪又晚数十年,主要行道于第六十八甲子,君火燥金主令。“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一顺乎天时的见解,后世之人不理解,多有非议,令人叹息(火燥的季节,人体阴液[水分类]容易不足)。与河间类似,但立足点不同:一个以寒凉降火热,一个以水配火。

张景岳说他在四十左右发现丹溪心法中心论点是极大的错误。因此作出相反的结论以唤醒世人。是因四十左右的张景岳正值1603年,而1603年正值第七十二甲子的寒水湿土运中。

(请注意这些医家的生活年代。)

以上四家之说与天时相应,若仍感不足以让人确信,还可以再举出数位来例证。

不同时期名医痘疹治验不同

钱仲阳生于北宋末年,行道于第六十五甲子,正值大司天的燥金君火主令(夏秋之间),故治痘多用寒凉;

其后的陈文中于第六十六甲子行医,寒水湿土主令(相当于冬与雨湿之季),故法重温补;

到明朝时汪石山辨痘的治法,则是“自嘉靖九年,治痘宜用清凉”。此正值少阴君火主令(正夏令)。“火运中有宜然者”。

稍后之万密斋,聂久吾,治法又变---重温补,强调保元。因其时为寒水湿土主令也(冬与雨湿之季)。

再后来的费建中又来著书立言,专主寒凉下夺,因治湿治寒之法,不可用于风木相火运气中(春夏之间),费氏将其书名为《救偏琐言》——此里虽然仅提及治痘,但医家治病的医疗大法大致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了。

以上医家有的喜用寒凉治病救人,有的喜用温热救人,这类似地可以说,一个生活火气盛的时代,一个生活在寒气盛的时代。(后来的“火神派”大力主张用温热药扶阳,“温病学派”赞成用清凉滋阴药治病,也是这个道理。)

黄元御,陈修园“用药恒偏于热”之惑

清末民初的大医学家张锡纯评价前辈黄元御,陈修园二人“用药恒偏于热”。

黄元御(1705---1758年)著书立说时独逢湿土主令,不惜笔墨地阐述“中”(中指脾胃,脾易为湿气、寒湿所伤)的重要性,特别是脾阳的重要性。用药专主燥湿土暖寒水。而批评朱丹溪(力主滋阴配阳)等为下鬼。寒热之争如此,这都是不识天体运行的大周期的缘故,有点儿类似于盲人摸象,各执一偏。

陈氏主要行道于寒水主令之时,黄,陈二人用药多热,正是顺应天时的治法。张锡纯先生毕竟医法精纯,临床经验丰富,晚年在他自己的一篇医案中又写道:

“愚未习医时,见医者治伤寒温病,多有用承气汤下之则愈,如此者约二十年,及愚习医学时,其如此治法者恒多偾事。。。后至愚年过四旬,觉天地之气化又变。。。”

天地的大四季变了,用药大法亦随之而变,因为太阳系中的大四季已变化,影响了人体的素因——同一种病在前几十年是一种治法,在后几十年又是一种治法。

何廉臣为温病名家;祝味菊特重阳气(火神派大师重肾阳脾阳)这二人治病寒热相反这都是有“天时”原因的。我父亲(1921--2002年)在八十年代前期以前最重黄元御。黄师刚好大我父180岁,太阳系中的一个运行周期刚过,在银河中的位置极类似于180年前。但观其晚年的处方,大旨已有较大变动——滋阴柔肝之品增多。从大四季来看,1924——1954年为寒水主令,1954---1984年为湿土主令。(黄师30岁左右行医,不到60岁便因事仙去)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他们的用药因处于不同的四季而显得不同,但这样的用药从大的历史长河来看,正是顺应了天时。

当今最可效法傅青主和陈士铎

因此,可以发现,目前最可效法的前贤是傅青主和陈士铎二位,二家心法(滋肝肾重真水柔风木)实在值得深深思考玩味。当然,丹溪,钱仲阳,费伯雄,程杏轩,李冠仙,王孟英,曹仁伯等医家也宜多师法考究。学者可去考查这些医家的生活时代,细察他们的医案与用药大法。不难获得恍然大悟,拍案而起-----学中医的路标就这样找到了。

当前民病的大致性趋势

再想想当前(现在正值1984年至2044年风木相火运中)的民病的大致性趋势:

肝炎病人极多(肝的五行属性为木,而现在为大天时的风木主事,肝火太过,最为常见),

脑心血管病患者随处可见(肝与心脏,一个调节血液,一个运行血液,在中医里,肝脏与心包络都带有木的属性);

各种胃病也是,设若肝胆不防脾胃,脾胃自健(肝五行中为木,脾五行中为土,木克土,"肝脾传脾",医圣张仲景曾作明训)。

因此,防治疾病的最佳方法应该是:

滋肝血以柔肝疏肝(滋肝阴以配肝阳)兼顾肾气(肾为水生木,是肝的生母)。

肺病咳嗽类的疾病,也与肝有极大的关联,肺五行为金,金本克木,若木气强盛,反受木的欺侮。治肺病考虑到肝的因素,必定更容易治愈。

睡眠不好,难以入睡,凌晨容易醒来,也是肝血少,肝阳太旺的缘故,成语“怒发冲冠”,发怒时,气上冲,说明肝火太旺。人在睡时,阳气进入阴气里,肝的阳气上升太过太盛,就会使全身的阳气都不容易潜入阴分,所以入睡困难;凌晨时分,如一年的春天,这正是肝木主事的时候,肝血少,肝气上升过旺,要想不醒来,是不可能的了。

前列腺病,中医上讲肾脏肾气管二便,肝管人的疏泄功能(疏泄,如汗多疏泄太过,汗少疏泄不及,尿液也是如此),治肾的同时要兼顾治肝。

如此等等,各种疑难杂病,皆可以从肝血少肝阴虚的角度去考虑,多考虑这个因素所有的病都容易治愈。

所以,我根据前面的推算,认为自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养生的常备药食当首选菊花,红蓍,葡萄,女贞子,黑芝麻,当归,白芍,怀山,生地,熟地(后五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配伍。)

临床需参五运六气,知民之共病

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是刘力红在《思考中医》中反复强调过的,就是运气问题,

“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

按照每年的运气,五运六气,考虑个体在这个时间段的共同的问题,这是时间段的群体体质得病的问题。

六十年一甲子,天干地支轮转,每年的运气不同;每年里面六个主气客气相配合,一之气、二之气到六之气,每一气这段时间的运气不同;每一气之内,又有节气的变迁,五天为一侯,一个节气十五天,为三候,候与候又不同,其所由来者渐矣。

还有更大时间区段上的问题,陆九芝《文十六卷》中提到一个大司天的概念。既然六十年一个甲子,六十轮转,是不是一种封闭的循环?有人说不是,比如杨力《中医运气学》就不认为六十年一重复的封闭循环,但是又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陆懋修的大司天理论是个很有启发性的见解,可以作为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来做专题研究。从一年分六气,气内含节,节内含候,这是人为的划分节点,其所由来者渐矣,实际上是平滑的转化过来的,象阴阳鱼的流转,这是往细分。

大司天的概念是往宏观上去分。六十年一甲子当一大气,六个甲子也就是三百六十年作为一个大年,这样子按照五运六气的算法来推算每六十年,乃至于每三百六十年的大的运气,风热暑湿燥寒,每六十年整体的运气变迁,每三百六十年整体的运气变迁。就像天体,地球自转一周是一天,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是一月,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是一年,这是显著的影响,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太阳系其他行星的运转对地球上的气候环境影响,每年不同的行星所处的轨道不同,综合引力作用,就会有它的一套周期,是不是一甲子呢?那么再往外,太阳系也绕着什么公转,也必然有一个周期,但是会更长,旁边的其他星系也会对太阳系里面的地球产生影响,所以大司天的概念在理论上是有它科学的合乎实际的可能性的。

陆九芝的大司天的概念首先用来解释不同时代的著名医家用药风格的流转变迁,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医家风格的变迁,从明到清医家风格的变迁,从大司天的角度来解释,提供了一个思路。往往一个医家的著作,流传到后世,后世的从医者发现效果不一定很好;我觉得一个医家,之所以有名,常常是疗效卓著,光纸上谈兵是不行的,他疗效卓著,觉得自己的经验值得给别人给后世作参考,就写下来,倒不只是为了个人一己虚名。只是传到后世,大运气变化了,名医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变了,那你参考他的风格,疗效就会打折扣,如果大运气变得相反,乃至于疗效不好反而有流弊。

陆九芝的大司天概念就解释了很多流派纷争的一个原因。反过来,我觉得可以用来指导大运气时段里的治疗风格。有意识的医家就可以吸收这一理论来影响自己的总体风格,象卢崇汉就很推崇陆九芝和他的《世补斋医书》,不能说没有帮助。

这也是经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的启发。

那么综合上面想到的个体的体质,群体体质,地域性的群体体质,时段上的运气对人体体质的影响,一个成功的医生就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但是此事难知,可不是我在这里轻描淡写谈谈感想就能够行的。

本文选自荒山野庙里的沉思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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